文\芸芸生
　　 “吾奴”之乡
　　
　　　　新塍古称新城，别名柿林。开镇于唐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新溪是新塍的雅称，多见于清代新塍人的诗文。有一时期，把新塍写作“新丈”，这纯粹是不讲文化，只图书写的方便。这样的写法真是别扭。别别扭扭了数十年，甚至影响到老辈的学人。我这次到新塍没有发现“新丈”二字，现在大概没有这种别扭的写法了。吁，一字之废立也可观乎世情之变迁矣。
　　
　　　　宋代，镇地苦于低洼，筑塍（堤）以御水，始有新塍之名。新塍方言———主要是语音———和王店有小别。新塍人的第一人称“我”为“吾奴”，“我们”为“吾拉”；王店人则称“我”为“噢喏”，“我们”为“吾口伐”。两镇相较，同隶吴语，但新塍人说话似更“吴侬软语”些。这和新塍地邻姑苏是有关系的。我小时候，每年秋冬，老家的禅杖桥河上总泊有十数条垃圾船，这是新塍一带的农民来嘉兴捉垃圾。船上船下，一片“吾奴”、“吾拉”的乡音。上年纪的身穿黑布棉背心，手持一支旱烟管。这不定是新塍镇上居民的穿着，但总是新塍近乡洛东、桃园的人的“行头”。年纪轻的就是很难见“衣”辨“貌”了，但只要说话，一张嘴就来“吾奴”，乡音无改。
　　
　　　　新塍是嘉兴西部一大镇。新塍镇全盛时人口“居者可万余家”（清道光十八年嘉兴、秀水两县人口112．24万人，远高于2003年统计的秀城、秀洲两区的79．82万人。新塍镇在道光年间的人口可据此推想，“万户”，当非虚语），近世以来，人口在万余上下。新塍人说话吴侬，但民性的刚直及行事、作为的富有斗争性，在大革命时期最为显著。
　　
　　 新塍的革命者
　　
　　　　先说一个“鬼”的故事。清同治年间，秀水知县翁以巽为官贪狠，催征钱粮严酷。当时新塍有一良民徐大阿哥，被人诬为“乱党”，翁即将其囚入站笼示众，直至杖毙死。后翁患血疽，延胡医诊治。翁忽昏迷忽清醒，昏迷时喃喃自语“徐大阿哥”，人始知翁已见鬼。一日，胡医在翁寓正欲濡墨书写方剂，忽然室内旋风乍起，柱上板联坠地声厉如雷，胡医心悸不已；又一日，一燕忽翔于室，遗粪于胡医手中笔，秽污药笺，知不能治，遂别去。从此，翁卧榻呻吟，流血不止。死之日突然从榻上一跃而起，呼酒索饭量倍于平常时。且时而怒骂，时而哀嚎，倚壁跳踉，目睛暴突，如见徐阿大哥来。不一刻，翁气闭毕命，厉鬼亦遁去。这一则故事见于和翁以巽同时代的嘉兴吴受福的笔记。我把它引述在这里，撇去厉鬼复仇的迷信不说，觉得故事出在新塍和新塍人身上，是很有意思的。不屈服于官府的淫威，有冤必伸，有仇必报，这种胆气与精神，在嘉禾一地无过于新塍。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新塍两乡农民虞阿南领导的抗租斗争以及1927年春，王平之率领四乡农民捣毁“公大租栈”，推动“二五减租”之举，是嘉兴近现代农运史上极有光彩的篇章。
　　
　　 “五四”运动后，1920年新塍青年朱亮人得风气之先，组织“读书会”，倡导白话文，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并于次年初创办《新塍半月刊》、《少年新塍》等刊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撰写发表《到德、俄两国留学去》、《列宁的精神》、《中国问题》……在古镇激起震荡！新塍的革命者（都是青年）以此发轫，倾心倾力于艰苦的革命斗争。
　　
　　　　1925年秋，共青团嘉兴新塍小组成立；是年冬，中共新塍小组成立，为中共嘉兴独立支部下属。新塍的中共早期党员有沈春晖、朱亮人、朱仲虎、严振乾、张寄仙等，他们当时都只有二十来岁，家中都衣食无忧，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新塍还另有一批青年革命者，如竺饮冰、黄驾白、严一萍、沈德基、许明农等，编印《新新塍》、《心声》、《春雷》等进步刊物，以“暴露黑暗，揭露腐败，改造社会”为己任。二十多年前，我去新塍拜访竺饮冰先生，竺老告诉我，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曾编过一个话剧《伟大》，在雨金岳宫大殿前公演。我见到竺老时，他年过八十，已是恂恂一儒者。还有一位黑陶名家许明农先生，许明农字淑炎，号缶禅，别号五行居士，室名烟雨簃。出身新塍中医世家。我和许先生交往时，他已经从曹庄乡下回城。一次在公园的茶座上，庄一拂、沈茹松、臧松年、诸先生正在传阅彼此的“地下作品”（旧体诗词），许先生忽然对我附耳低语：“老弟，吾奴早年是加入共青团的，吾拉一总二三十人，在新塍街头贴标语、发传单、演讲，都做过。” 许先生说这话时，身上的“文革”晦气还没有完全脱去。
　　
　　　　新塍“吴昌硕”
　　
　　　　嘉兴各镇，若讲书画诗文传承有自、并且至今仍有人或丹青接家学渊源，或孜孜于咿唔之道的，恐怕要数新塍了。新塍的文风盛于明清，从明代的诗人许遂、金慎、沈起到百岁坊张氏、处士钟钦、布衣丁元公、善制铜炉的张鸣岐以及清代康熙年间的天文家张雍敬、状元沈廷文、探花张天植和花影草堂的张玠等，都是可以一说再说的镇之乡贤。这里不得不要提到的是桐乡“郑官房”郑氏，自郑敬安于乾隆年间徙居新塍问松坊后，郑氏一门诗书相传近二百年，并且代有名人。如敬安之女郑以和，为当时知名女诗人；曾孙女郑静兰，以《焦桐集》名噪嘉湖，绍兴秋瑾、石门徐自华都曾奉诗求见，执弟子礼。敬安之孙郑凤锵，道光十四年举人，编撰了新塍第一部志书《新塍琐志》（14卷）。讴歌新塍风情的诗作《新溪棹歌》百二十首和《新溪杂事诗》、《新溪棹歌》（稿本），作者郑镰、郑纶章、郑之章，都出自“郑官房，清贻堂”。其他如镇上许氏家族在同治、光绪年间有许桐、许霁楼父子，都以擅画芦雁著名。许霁楼晚号鼎翁，还善莳兰，斋名“滋兰树蕙山房”。
　　
　　 这位鼎翁每年三月，都要从他的“山房”里捧出几盆精心莳养的兰蕙，登上小舟，从新溪发棹，赶去百里之外的苏州、松江，和那里的艺兰名家相与品兰。这样的长年累月下来，著作也有了，一部《兰蕙同心录》流传后世。许氏性喜交游，为同里孙家祯征集“小灵鹫山馆”图咏数十家，由当时的名刻匠新塍人金桂芬执刀镌刻。许霁楼风雅，孙家祯有钱而又真风雅，金桂芬则是身怀高超技艺，于是才促使了艺术品的诞生。这三十余件艺术的砖刻，我们现在可以去南湖边上的揽秀园欣赏。
　　
　　　　新塍书画家知名的还有沈国琪、高次愚、高宝辛、姚颂椒、姚仲清等，他们除了传统的文人画，还能作新塍著名工艺品纸凉伞上的伞画。其中以姚颂椒最为突出。他是光绪十年生人，家庭四代以中医相传，居北栅，人称“姚家儒医”。颂椒行医之暇，从舅父金氏习书画，天分高，工山水人物，花卉学吴昌硕则形神兼备。我曾见到过姚颂椒作的紫藤，花叶纷披，老藤纵横虬曲，墨气逼人，大有缶道人笔意！1974年，这位“新塍吴昌硕”以九三高龄去世，陆锡铭兄帮助料理了老人的丧事。姚颂椒有一孙子，也能画，我在嘉兴曾见过一面，人黑瘦，有一点江湖豪气，所画有几分乃祖的遗风。
　　
　　　　新塍有个蓬莱书画社，至今仍在活动；新塍高仲元还年轻，作旧体诗词，诗稿直行书写，可诵；吴振权先生，居于小巷，十多年前给我的印象就是文雅老成，作微楷字，一丝不苟，令人肃敬。他应当是一位书法家。
　　蟹叉三馄饨
　　
　　　　蟹叉三馄饨在新塍早已妇孺皆知。我猜测“蟹叉三”三字，本意是市井里嘲谑人的粗话，犹如“歪打正着”之类。蟹叉三馄饨从陈法观的祖父、父亲陈春元到他这一辈已三代传授。陈家原籍江西丰城，清末挑着馄饨担流徙嘉湖，落脚在新塍。汪曾祺、陆文夫写到的“馄饨担”，应该都是江西人的，或者其鲜美无比的“小馄饨”手艺本源自江西老俵。近世以来，江西人的小馄饨应当是继景德镇瓷器之后的一大特产。江西人的馄饨担大都是竹制，一头是个柜，有六七个扁长的屉，放皮子、肉馅、调料什么的；一头是一口小缸灶，灶上安个铁锅；把柜和缸灶连成一体的也是竹制，这名堂该怎么说呢，说它是扁担可扁担没有这么宽，上头放一排碗盏，扛肩上就是一副馄饨担了。
　　
　　　　蟹叉三馄饨店在新洛西路桥边，没有店招，包馄饨、烧煮，都在店堂里。有一锅肉骨头汤，始终用小火炖着；馄饨的皮子是手工擀的；鲜肉馅是刀剁的；辣油是铁锅里熬的；都没有借助机械。这种直接从手工出来的吃食，它有呼吸，是蕴含了人的感情的，并且在手工的过程，是知道味美该在何处。比如绞肉机出来的肉馅就大不如手工刀剁的鲜活，原因无他，绞肉机根本无法掌握刀头的轻重缓急，出来的肉馅一律糊塌塌。蟹叉三馄饨肉馅鲜红，皮子薄如绉，舀在碗里一朵朵浮起的；肉骨头汤加红辣油调味，吃一朵是一朵。这馄饨下酒也好。我喝了三两糟烧（高血压，不敢放饮），吃了两大碗小馄饨，拎着酒壶出店门，却意犹未足，去陆家桥程记糕点作坊称了一斤生糖猪油糕，走到问松桥坐桥上“切嚓切嚓”吃掉一块！
　　
　　　　生糖猪油糕和蟹叉三馄饨都是新塍的名吃，生糖猪油糕祖传是民国时期李永泰茶食店出品的好，可惜镇上无从打听永泰老店的后人了。


荒落旧街巷
　　
　　　　一九三八年夏，新塍镇遭遇了历史性的浩劫！农历五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袭镇区，东南半镇的千余栋房屋被焚毁，能仁古寺的金刚殿、钟鼓楼、大雄宝殿及许氏祠堂、耶稣堂、民众阅报社、恒源米行、吴泰盛米行、正大绸布店、春和堂药号、康恒顺丝行、小蓬莱菜馆、品芗茶馆等一片火海。这一场大灾难，毁去全镇房屋十分之六，现在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说起来犹心有余悸，称之为“五月十三大火”，是新塍的“镇难日”！大灾难几乎斫伤尽了古镇的元气，直到如今我们若想从明清新塍诗人的“乡土诗”中寻觅到可以对比、映照的往昔景象已不大可能了。如明初金慎的诗句：“蔬畦药圃终吾老，未必溪花解笑人。”这种在镇上人烟稠密处自辟一园，过着种蔬锄药、风流潇洒生活的情趣，已是无法再现。又比如近现代郑乡老人的“阿侬生抢杜鹃痴，点缀花棚色色奇”中的“花棚”即是有名的花棚弄，当时有以卖卜为生的陆云韶秀才喜种杜鹃花，并且以异品小朱砂著称。陆先生的种花带动小巷里所有的居民也来种花，这条春夏之际花香袭人的弄堂，还曾以“花棚春雨”作为新溪八景之一，却在“五月十三大火”中化为灰烬！我这次在新塍走了好多条旧街巷，找不到世家有名的旧居，如郑氏清贻堂，孙氏赋声草堂，张氏燕翼楼及凌家厅、江家厅等，因为有对新塍历年来所受战火劫难的认识，特别是日本人的几次进袭，所以并不吃惊。镇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是建于太平天国时期的丝绸商人吴润昭私院，坐落在中北大街，现在作了嘉兴地方党史陈列馆。那天我进去看了，占地三亩多，屋高墙厚，要想种蔬锄药却是不来事的。
　　
　　 新塍镇区为谢洞港、乌龙港、日晖桥港、汲水桥港等诸水潆绕，新塍塘穿镇而过这一段称市河，旧的街巷大多分布在市河两岸。我那天从陆家桥南堍下去，从西南大街折回到西北大街，兜了一大圈，以西南大街感受最深。当我跟着踯躅在宽不到二米、曲曲弯弯的长街上时，一个“邻家小妹”的念想突然冒了出来。我此行自然不是来访艳的，但像这样低矮窄小的住居（沿街多为“一门三吊闼”的两层楼，只是板门已改成砖墙，板窗已改装玻璃，不然光线更暗），最适宜遇到的是一个服饰举止都保持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状貌的小家女孩，她双眸清纯、嘴边微微含笑；她过早地分担了家里的柴米油盐等琐事，因此并不娇生惯养，倒有几分老成练达；但见了陌生人却照例是很有些羞涩，她可以有礼貌地回答你的所问，但始终是半垂着眉眼，不跟你瞎搭讪，一转身就“避”回家去了。我的念想只是臆想罢了。我在西南大街上，见到一爿剃头店，一家箍桶店，一家小小的竹行，还有观音桥堍的烟杂店。大多的居民家闭门，偶尔有虚掩着门的，从小半开着的门里可以望见窄小的客堂间里摆着一对旧沙发，坐着一个或两个老人在看电视。有一家在搓麻将的，四颗脑袋凑一作堆，都是白头发。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掇一脚盆衣裳去河埠上浣洗，女人趿拉着鞋，脚后跟很黄。那剃头店的剃头师傅，年纪和我差不多，梳个劈开头，没有抹头油，乱糟糟的；箍桶店的匠人，一双手的手节骨奇大，手中的那把圆刨，看来已经有点钝了；竹行在一个大石埠边上，搁着七八支毛竹，“行”里有刚做的几根扁担、几只谷箩，地上一小堆劈竹、剖篾留下来的竹丝。两个竹匠坐在门口面向河滩，吸着烟，说着话。
　　
　　 在竹行的斜对面，不经意间发现高公兴酱园的旧屋，这令我兴奋。高公兴创建于清乾隆三十三年，嘉兴高公升酱园以及清末在新塍开设的高公顺酱园都是禾中巨贾高氏氏族的资产。民国初年，高公兴、高公顺和许氏大生酱园（一九三七年秋，挨了日寇炸弹）在新塍三足鼎立称雄。高公兴的硬壳糟蛋、酱萝卜（入口即酥）都是著名的。它的糟烧配以橘皮，打开一坛来酒香飘溢，令人不饮而醉。这一栋临街旧屋，我不敢肯定年代是乾隆的，从狭小的窗洞里望进去，屋里摆放着十多口大酒缸，竹编的箬帽式样的缸盖上积满了黑乎乎的尘垢，不知有多少年了，而裸露的、蚀成蜂窝似的墙砖，至少表明这旧屋不大可能是民国的建筑。旁有酱园弄，踅摸着进去，见到一处残壁颓垣的院落，草长得有一人多高。从酱园弄折向东南，便是酿造厂，进去看了，厂里竟还有几间高公兴时代的洒库。不太费周折地买了一壶五斤的糟烧（此酒内部供给），循原路回到西南大街，走至观音桥，这桥跨市河，三孔石阶平桥，因桥上旧有水莲庵、供奉观音菩萨故名。在桥堍的烟杂店里，见到有油氽花生米，心想中饭下酒就是这个了。开这烟杂店的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先生鼻梁上架一副老花镜，在低头看一张旧报纸；老太太慈眉善目，手里拿着个鸡毛掸子，轻轻拂掉落在玻璃柜上的微尘。老太太打开一个掉了漆色的马合铁饼干箱，取出一小袋花生米，轻声说：“吾奴的长生果都是称过的，二两三钱一袋，勿错一分一厘。粒粒香脆，勿香勿脆好退货。”旁边的老先生似嫌老伴多嘴，瞪了一眼，又掉过头去看报纸上的隔夜新闻。听老人家说得这么顶真，吃了几颗，果然油润香脆，没有在嘉兴酒店里经常吃到的油腥味。向老人家报以一笑，她也回我一笑，却没有半点儿得巧卖乖的意思。这是只有在古镇陋巷里才会遇到的人情之美。观音桥一水横渡，一世的渡人，一世的善美，这烟杂店的老妪与之是很相配的。
　　能仁古寺
　　
　　　　去新塍的人大概没有不到小蓬莱和能仁寺看看的。新塍在唐代建镇之前就早有先民栖息了，这有吴家浜和高家汇距今五六千年前出土的文物证明。小蓬莱原是能仁寺十二禅房之一，其地名环清房，与寺一水之隔。能仁寺始建于梁代天监二年（503），一千四百多年来历尽劫难，屡建屡毁。它的最后一次毁灭就是我在“荒落旧街巷”一章中写到的“五月十三大火”。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九八年，长长的六十年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点名镇古寺气息的，便是小蓬莱公园内那棵千年银杏。这棵银杏树，树高二十三点五米，树围六点四米，苍劲古秀，是寺中的遗物。此树阅人无算，为嘉兴一地所有古木之冠，故又尊之为“树王”。
　　
　　　　大约七八年前，我听说栖真寺有位和尚永观，在某月的某个夜晚，雇人摇船把一尊由他募捐得来的玉佛，悄悄运载到新塍能仁寺藏掖起来。这一桩“公案”在民间沸沸扬扬地传了好久，但因为永观和尚有“宏愿”在先：借玉佛之灵光，重建大雄宝殿、恢复能仁古寺，所以舆论倒也不能斥其形迹是近似于“窃”。我对于缁流，向来是有些不敬的，以为若辈无论老朽少壮，整日衣袂飘飘，口诵佛号而心不在经，手不用缚鸡而饭来张嘴，乃至个别轻狂的，僧榻枕旁时常有落剩的几根长长的青丝。真是岁月悠悠，但喜勿悲，这样的阿弥陀佛谁不做得？但这次去了能仁寺，却改变了我旧有的看法。永观和尚他们，自一九九八年经秀洲区政府批准重建能仁寺后，历经六个寒暑，在原址建起了大雄宝殿。大殿面宽二十六米，进深二十一米，高二十二米，清式木结构（十六根合抱的殿柱，均为菲律宾进口蒙格拉斯木），重檐歇山顶，琉璃瓦屋面。大殿金碧辉煌，雄伟壮观。如来佛青铜铸成，高达八米，耗铜十吨，倍于嘉兴明代楞严寺大铜佛。禾谚：“嘉兴穷虽穷，还有十万八千铜！”移之于新塍。永观亦善莫大焉！永观年逾八旬，我虽和他未曾谋面，但看了大雄宝殿后已知他必是一位有道的僧人。永观祖籍苏州，“文革”时被迫还俗，下放在新塍八字村。这么说来，新塍是他的第二故里。
　　
　　　　比照荒落的旧街巷，能仁寺大雄宝殿的重建，使我想到若干年后，明清新塍诗人笔下的新溪风貌，或可供我辈来这里寻寻觅觅了，向给了我一页介绍古寺宣传品的知客僧道了声谢，步出山门外，路旁停着二三辆守候香客的三轮车。新塍的三轮车都装了个小的汽油发动机，不到一匹马力。这种装备使三轮车可蹬，可驾驶，但看上去却犹如中式长衫上穿一件西装背心那样的不伦不类。新塍镇区总共一点二平方公里，让这原本是足蹬载客、可以笃悠悠边行驶边看街景的三轮车，居然也“现代化”起来，冒着一股黑烟“突、突、突”地奔驰在马路上，那样子总是很有些滑稽的吧。三轮车工人问我：“阿要车？”回答他我到嘉兴去。
　　
　　　　近些年来，新塍有不少人向往城市的生活，特别是年轻人以居嘉兴为时尚，新塍的公交车因此有很多班次，来去通畅方便。我在能仁寺山门的石阶上伫立不多一会，在斜阳的夕光里，只见一青年在河对岸桥上响亮地喊叫：“末班车快来哩，豪燥点（方言，意为快速），吾拉一同回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