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事情可以做成，那我们就是在创造历史”。
　　 ●“这是一场社会实验，让农民实现真正的自主”。
　　 ●“以后这样的社会企业越来越发达，那就是人类新的希望”。
　　 ●“我认为中国必须要搞乡村建设”。
　　 ――廖晓义
　　 “乐和家园”项目负责人　　
　　　　
　　
　　 乐和家园对于廖晓义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NGO项目，而是她个人乡建梦想的实践场；乐和家园对于大坪村的村民来说，并不仅仅是凭空到来的一笔援助，而是他们参与其中重塑自身生活生产方式的一场变革；乐和家园对于彭州而言，也不仅仅是一个村庄的灾后重建，而是另一种城乡统筹模式的探索。
　　
　　六个“乐和”搭起的乡建梦
　　
　　 2008年7月8日，廖晓义第一次来到大坪村，当她看到一户人家墙上的“祀祖先如在其上，佑后人焕乎维新”祖先牌位后，她知道，这就是她将要实践自己梦想的地方。然而，这个梦想的实践地，从一开始就充满坎坷。
　　 首先，是薄弱的基础设施。大坪村地处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西北部蜿蜒起伏的龙门山脉之中。从通济镇到大坪村有4公里，在雨水与山泉的蹂躏下，这条土路经常泥泞不堪，村民上下山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就是有着四个巨大轮毂的拖拉机。在彭州市市长韩轶的大力帮助下，一条由推土机重新推出的土路基本解决了问题。
　　 其次，是贫困的经济基础。在总人口只有901人的小山村，村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种植土豆、洋姜、玉米等经济作物以及黄连、川芎等药材；二是开采周围山里的石灰石、煤矿。以种植黄莲为生的8组为例，一年人均收入不过1000多元。
　　 第三，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当地石灰矿有村干部参与其中，想要停止矿山开采，建设生态大坪，完成大坪村的产业转型，会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
　　 所以，当一直以来在北京为公益鼓与呼的廖晓义，要在四川龙门山脉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挽起袖口真刀真枪做事的时候，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注定会让廖晓义的乡建梦，绮丽中多出几分迤俪。
　　 去年7月，当廖晓义刚刚踏足大坪村之时，她是怀着一腔热血而来，身后并没有资金的支撑。直到申请红十字基金会的项目后，廖晓义心里才有了底。
　　 此时她的身后，是地球村与红十字基金会，前者意味着深厚的社会资源，后者意味着强大的资金支持。从项目实施至今，乐和家园项目总共得到将近500万元的资金支持。其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后两期出资365万元，主要资助大坪村120栋民居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壹基金资助100万元支持乐和书院项目及产业发展，此外，还有南都公益基金15万元的资助款。
　　 资源与资金具备的廖晓义，到大坪村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议和帮助村民成立生产自救和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生态协会。有了这个协会，才有与村民代表对话的平台，项目的执行才有从谈起。
　　 协会成立以后的第二件事，是帮助村民恢复被地震损毁的家园。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绿色建筑研究中心刘加平教授等人的帮助下，一份既考虑到当地的生态、取材，又考虑到村民经济承受能力的生态民居图纸出炉了。
　　 一栋150平方米的木屋，在当地取材，造价大概在5万元左右。以5口之家为例，国家补贴2.2万元，乐和家园每人补贴5000元，这样下来，村民只需再掏几千元，就可以完成房屋的重建。
　　 廖晓义来到大坪村3个半月以后，乐和家园的第一栋样板房落成。如今，在8、9、10、11四个自然村，60栋这样的生态民居主体建筑已经拔地而起。
　　 “地震对于乡村建设来说，是一个契机。”廖晓义说。正是通过住房重建与修路，廖晓义取得了大坪村村民的信任。如今，廖晓义走在大坪村，经常被村民拉进屋里，再出屋的时候，手上已经多出了一件村民亲手缝制的羌族鞋垫或者一堆核桃。
　　 正是村民一口一个“廖娘，廖娘”，
　　坚定了廖晓义在大坪村实践自己理想的信心。在海拔1600米的大坪山上，廖晓义和她的团队，正在为他们所倡导的集体自强、个人自主、生态自然、道德自律、乡村自豪五大特质的乐和之路奋斗着。
　　 这五大特质，用乐和家园的表述方式就是：合作经济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机制；以股东和公民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责权规则；崇尚天然、顺应自然的产业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敬天惜物、尊道尚德的素质和修养；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的乡村建设基础上的城乡统筹。
　　 “乡村自豪，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就是在乡村生活里，我能找到萎缩已久的生命意识。”廖晓义如此解释。
　　 在廖晓义“乐和人居、乐和生计、乐和伦理、乐和治理、乐和养生与乐和环保”六个乡建理想中，将建造乡村生态民居、发展乡村生态经济、修复乡村精神家园、完善村民参与机制、建立乡村保健诊所、实施乡村环境管理融合到了一起，这6个“乐和”，便是廖晓义大坪村乌托邦的框架。
　　 “从7月到现在我干了两件以前从没干过的事：修路、盖房。”支撑廖晓义半年多一路走来的，是她心中挥之不去的乡村建设理念。如今，房屋重建已经基本告一段落，摆在廖晓义面前的，是更加困难的第3件事：村民的生计问题。
　　
　　难以乐呵的乐和生计
　　
　　 居住，是存量。生计，是增量。增量要难于存量。房子修好了，今后的生计怎么解决？这是困扰灾区各级政府的一大难题，也是廖晓义这些天奔波的动力。
　　 “鱼塘的事情，我们约好1月31日谈。”在成都前往彭州的路上，廖晓义的电话响个不停。腊月二十七，刚刚从北京飞抵成都的廖晓义，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大坪村。
　　 当天下午，在大坪村十一组，廖晓义对一个在外给老板做过账的年轻村民说：“以后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就不要在外面打工了，就在村里做账。”
　　 显然，关于乐和家园的产业发展，廖晓义的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盘棋。在这盘产业大棋上，有3粒棋子决定着这盘棋的胜负：生态农业、创意手工业与生态旅游业。
　　 关于生态农业，生态协会秘书长杨光林介绍说：“以后大坪村要搞生态种植+生态养殖模式的新经营，养猪，然后用猪粪培养土地、增加养料，土地肥沃了就种植经济作物统一销售到城里。”
　　 “有机白菜在北京可以卖到26元一斤，有机萝卜在成都卖到6元一斤，这就是生态农业的潜力。”廖晓义说。
　　 而创意手工业，已经有产品问世。
　　 腊月二十七，大坪村村委会门口贴着一张告示：“请刺绣工明日来村委会领工钱。”这便是乐和家园所倡导的手绢作坊。乐和家园先培训，后收购，然后通过自身的资源平台，将村民的刺绣作品向外出售。
　　 “我这个月领了有400多元钱，像我一样领到钱的，全村有40多人。”十一组村民向洪香笑呵呵地说。
　　 曾在英国财务大臣官邸专门就创意产业做过演讲的廖晓义，关于乐和家园的创意产业，还有更多的想法：“创意产业需要乡村环境的滋养，真正的创意工作坊必须在乡村，大坪村以后可以做包括影视、动画在内的创意工作坊产业。”
　　 然而，先不提今后的创意产业，刚刚开始的创意手工业，实施得并不顺利，在某种程度上，乐和家园已经在违背市场规律做事了。市场价20元一条的手绢，廖晓义要花25元来收购，为此，地球村已经倒贴将近2万元在里面了。
　　 现在是积压刺绣，以后会不会积压其他的经济类作物？鱼塘到时候生产出来的鱼，就保证一定能卖得出去么？这对于廖晓义和她的乐和家园来说，都还是未知数。
　　 面对这些问题，半年多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做事的廖晓义，在了解村民愿望、征询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介入经营。
　　 “说实在的，在要不要介入经营上，半年来我都在不住地犹豫摇摆。我原来就想保持一种服务性的姿态，红基会的项目做完了就走人。但我也担心，我前脚一走，就立刻出现山变色、水变质、人变味的情况。我最后想明白了，只有参与经营，才能使我的模式成型成功。”
　　 按照廖晓义的设想，公益这张牌，是解决产品市场出路的制胜法宝。
　　 “到时候，在所有的产品上贴上乐和家园的标识，利用地球村的资源，是不愁找不到市场的。这就是我们介入经营的价值，引来钱，带来市场。”廖晓义说。
　　 她继续说到：“当然，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要有透明的制度设计。如果地球村不介入经营，那么我在北京，我怎么能对消费者说，四川大坪村生产的蔬菜是有机的呢？介入经营，才能有消费者信任的购销模式。”
　　 廖晓义所说的介入经营，表面看是为了解决乐和家园产品今后的销路问题，更深层次讲，她是在尝试创造一种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小家园里的大追求
　　
　　 “如果这事情可以做成，那我们就是在创造历史。”廖晓义没有把大坪村当成一个项目在实施，而是当成一种理想在实践。
　　 廖晓义认为，包产到户已经暴露出了它的问题，目前解决小农生产效率低下最主要手段是“公司+农户”。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村民变成农场工人，资本家只是来汲取乡村资源的，这样的资本不会真正帮助发展乡村。
　　 “我不是反对‘公司+农户’的形式，我只是想实现一个理想，一个‘公益+利益=效益’的理想。这是民间组织引导的一种既环保又人文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村民是真正的主体。”
　　 这便是廖晓义乐和家园产业的管理模式：公益+农户。
　　 廖晓义认为，农民的能力建设，是三农话题的根本，以往的解决方案，要么是公司加农户介入经营，通常村民成为打工仔和弱势利益方；要么是各种机构和民间组织下乡进行分门别类的培训，不介入经营，通常是人一走，茶就凉。那么，有没有第三种方式呢？
　　 这就是公益+农户。“我不能给人留下一张菜谱就走人，得和村民一起把这一道道的菜给做出来，并且还得建立能持续做出好菜的班子和机制。”
　　 在廖晓义和大坪村村民所尝试的“公益+农户”的管理模式里，公益组织和农户共同管理和经营。公益组织以其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而引入资金和市场，占51%的股份成为经营主体，其中3%用于建立公益基金，让农户成为实际的利益主体，其余全部用于建立公益基金，以支持公益组织和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公益组织作为孵化器帮扶农户，当农户有能力担当经营主体的时候，实现角色转换，农户既是利益主体又是经营主体，公益组织则作为辅助和监管的角色继续参与经营，在帮助乡村经济的同时，发展自身的公益经济。
　　 “这个时候的公益组织，就具有了非营利公司的性质，或者说具备了广义的社会企业的性质，而社会企业不同于营利企业，就在于改变了资本那种只追求盈利和无节制追求盈利的本性。”
　　 廖晓义说的这种社会企业，实际上就是社会学上所讲的非营利公司，也叫第三部门经济。在第三部门经济发达的意大利，其GDP能占到全国的2%，非营利公司是以营利为手段，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公司最终盈利，除去正常开支外，都要返还给社会。这种公司CEO的待遇可以很高，但是不享受分红。
　　 第三部门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要求和产物，
　　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政府和市场所忽视或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如今，世界上非营利公司的管理模式已经日趋市场化，以营利组织的筹资方式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提供社会产品和服务，努力以企业效率+非营利精神去实现社会公益目标，这就是廖晓义乐和家园最终的理想追求。
　　 “以后这样的社会企业越来越发达，那就是人类新的希望。”廖晓义说。
　　 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城乡统筹，以乡村经济为主导的城乡统筹，以乡土文化为灵魂的城乡统筹，以乡村环境为前提的城乡统筹，是廖晓义扎根于大坪村正在酝酿的理想。她从未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单纯救灾的志愿者，而是希望通过救灾的契机，为中国农村发展趟出一条可以借鉴的路。
　　 “这是一场社会实验，让农民实现真正的自主。”
　　 “地震以后，为什么有人情愿拿出几千万捐助学校，却少有资金青睐乡村？就是因为乡村缺乏接纳资金的机制与信誉。”所以，她希望政府可以制定政策并拿出一笔资金来扶持专门做孵化器的非营利公司。
　　 “农民是这个民族的脊梁，5000年中华文明的砖石。”在廖晓义的心中，怀着很强的乡土情结。
　　 用“公益+农户”的形式进行乡村建设，其目的在于改善和提高农人的能力，使其不至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瓦解。这条自主之路，将通过统一规划、集中管理、分户生产、多元经营的手段来实现。
　　 她的这些想法，与成都正在进行统筹城乡一体化的路径，是正好相反的。城乡一体化，实质上是乡村向城市看齐的一体化，城乡统筹，实质上是以城统乡。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既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国家既定的农村政策。而廖晓义却持有不同的见解，在整个世界正向城市文明奔跑的时候，她却认为人类应该回归乡土。
　　 “我认为中国走西方城市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必须要搞乡村建设，要乡村成为吸纳劳动力的地方，让乡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不失业的地方。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农耕文明，不同于西方的城邦文明和商业文明。西方工业文明是消耗世界资源的文明，中国的环境无法承受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城乡统筹也要多元化，城乡统筹不等于把乡村城市化。现在有地面高速公路解决物流的问题，有信息高速公路解决信息流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走城市化这种空间集约的老路？”讲上面这番话的时候，廖晓义的眼中两次闪过晶莹的泪光。
　　 这条新路的基石正在铺就。地球村申请的壹基金乐和书院项目得到批准，这意味着大坪山带动有机农场的教育产业将有第一个硬件载体；而一位准备启动生态餐饮连锁的老板，已经将乐和家园锁定为上游供应商了。
　　 “这个老板的经营规模，至少需要100个大坪村。”廖晓义对她乐和家园的未来充满信心。
　　 事实上，检验乐和家园项目成功与否的标志很简单，就是看项目本身能够何时实现收支平衡，摆脱社会资金供血，最终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廖晓义将这一时间点，定在了明年的5月12号。
　　 “待到春风吹过了田野，我们的船队就要启航。”这是这些日子廖晓义最喜欢哼的一首歌。至于这只承载着她和同伴们梦想的方舟，是否可以航行到她认为并不乌有的彼岸，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一个世纪后的新乡村建设
　　
　　 “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随”，这16个被大坪村村民绣在手绢上和挂在村头的汉字，是大坪村失传已久、又被乐和家园重新拾起的乡约。
　　 “以后通过乐和书院，要逐步将一些国学的东西授予村民。”在廖晓义乐和家园的蓝图中，盖房与生计，其实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内容。她的最终理想，是将大坪村变成如这16字所说一般的桃花源。这已经超越了发展乡村经济的范畴，进入到更深的一个层面：乡村的全面建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找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形形色色的乡建团体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基本上包含了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概括为“政、教、富、卫”四个方面。
　　 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国乡村发展之路，带来了深远影响。据河北省的材料统计，由于晏阳初平教会当年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定县已成为无文盲县，已消灭天花，平教会当年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廖晓义在大坪村的乐和家园，也包括了人居、生计、伦理、养生、治理、环保六个方面，从本质上说，她跟80多年前老一辈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在某些层面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更换了另外一种表达系统。
　　 “你现在做的事情，你觉得跟当时的乡建运动有什么异同吗？”
　　 “我现在是天地人和，百祥并集。”廖晓义说到这儿的时候，咯咯地笑出声来，“那个时候天时不好，梁漱溟先生本来做得很好，只不过因为抗战爆发而终止了。梁先生依靠的是知识分子，而我依靠的是那些上半截可能已经成为小资，下半截还没有割断小农脐带和乡土情结的一个更大的人群。”
　　 然而，如果非要将乐和家园与当时的乡建运动作比较的话，廖晓义其实并不比梁漱溟他们具备更多的优势。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郭虹认为，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如何让政府接受这套东西？二三十年代的乡建运动，梁漱溟与当地的乡绅、本土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就可以做事，自主权很大当时没有乡镇一级政权的存在，除此之外，如今也没有“乡绅这个阶层”。
　　 “现在可以借鉴很多二三十年代那些老先生们的东西，但肯定还是要走出自己的新路子。”郭虹说。
　　
　　地球人都来观摩的地方
　　
　　 正在建设中的乐和家园，困难重重。但即便是将来乐和家园的项目完全成功，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呢？对整个中国乡村建设的意义又有多大呢？这是许多人置疑廖晓义的地方。
　　 四川省社科院的郭虹表示，乐和家园的模式几无复制的可能，硬件软件都无法复制：“硬件是钱，通济镇政府支持廖晓义是因为乐和家园给了钱，有多少NGO能像地球村一样拿来这么多钱呢？软件是人，是廖晓义团队的执行能力。此外还有一点，成都是城乡统筹实验区，廖晓义可以与生态协会一起来操作土地流转，别的地区就不可以。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关键，如果通济镇换了镇长，不允许你廖晓义继续搞下去了，那怎么办？”
　　 郭虹的担心在乐和家园的捐助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那里，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证。在第四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红十字基金会副秘书长刘选国表示，如果有其他NGO仍旧按照廖晓义这一模式申请红会的项目，红会要慎重考虑，因为“在绿色家园建设方面，在职业理想与执行能力方面能跟廖晓义团队一样的，目前还没有。”
　　 对于这样的疑问，廖晓义有着自己的解释：“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这个我也知道。我就当这是在跟村民做一个社会实验，这总比成天坐在家里拍脑袋要好。这个社会实验，能不能复制是第二步的问题，第一步是能不能做出来。因为事情总要有人做的，不能说它不能普及到全世界就没有意义。我们长期形成了一个共识，好像不能普及的就没有意义，其实这个尝试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廖晓义顿了顿，继续说道，“第二，我恰恰认为它是有复制意义的。比如说‘统集分多’的经营模式和‘公益+农户’的管理模式，在一定范围内就可以借鉴。这个模式并不是主要依靠资金来解决问题，而是靠优化改良我们的基层组织和管理模式来解决问题。现在乐和家园项目最大的改革成果就是公益团队的组织模型，三会连席，理事会负责决策，执委会负责运行，监事会负责监督。这种组织模式是可以推荐到其他乡村的。”
　　 除了是否可以复制，人们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乐和家园的转换机制。
　　 郭虹说：“廖晓义今后不可能一直呆在大坪村，她走了以后，乐和家园又该怎么办呢？”
　　 “地球村和大坪村已经签了15年的合作协议。15年，我们联手这一场社会实验。”廖晓义说到这里的时候，很是坚定，“这期间肯定会有一个机制，一个队伍会成长起来，那将是一个没有廖晓义的大坪山，就像没有廖晓义地球村一样，可以独立运行。我的退出，将取决于这个队伍什么时候建立起来。”宏观愿景+体制安排，廖晓义早已经给乐和家园这个乌有之乡，系上了飞向天国的翅膀。
　　 15年的一场社会实验，也就是到2024年，那时的大坪村会变成什么样呢？
　　 “是个地球人都要来观摩的地方。”
　　 说这话的时候，已过12点，此刻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在大坪村深夜冰冷的农房里，廖晓义将衣服后面的帽子罩着脑袋，双脚泡在红色的脸盆中，用带着重庆口味的四川方言咯咯地说：“我最幸福的就是每天晚上烫一次脚，然后想一想床上有个电褥子在等着我，幸福死了。”
　　 廖晓义，前四川大学哲学系教师，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创办人，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项目“红十字乐和家园建设”负责人。她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的获得者，她还是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环境奖”的获得者。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作者：王颖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