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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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解决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是由于长期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决策价值观失衡、决策方式不当或决策执行失真使得城市或产业发展定位不准、规模过大、布局不合理和结构性问题突出等所导致的。无论是从其国际普及化程度还是从我国政府对其关注的力度，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无疑是当前最直接和有效地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等评价内容纳入到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实现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政策工具。

目前，我国对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均处于初始阶段，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峻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的深入开展，其在理论、技术方法、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其实施的有效性逐步受到各界关注，此外制约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功能发挥的因素也成为探讨的问题之一。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评估框架

自20世纪90年代始，英国、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掀起了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多角度研究。我国仅有少数学者介绍了国外战略环境评价有效性的理论研究进展，但很少有学者深入研究中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评估框架。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不仅仅体现在自身制度系统和程序过程的完善上，还应包含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功能发挥，即在目标实现的可达性、评价结果和结论的科学性以及因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而产生的衍生效果。

本文认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框架由三个方面构成，分别是制度系统的有效性、执行过程的有效性、发挥功能的有效性。制度系统的有效性主要包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规章、政策支持和管理机制等；执行过程的有效性主要包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操作实施程序、评估方法、报告质量等方面；发挥功能的有效性包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在效果和外在效益。其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在效果反映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直接功能，是指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作为辅助决策的工具，其结论和建议纳入规划和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对规划和决策产生的直接影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外在效益反映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间接功能，是指在实现其直接功能之外，对组织以及个人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评估三角框架”（图1）

，从政策系统、实施过程、实施结果以及实施效果等方面评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该理论框架的评估理念为环境影响评价在遵循特定的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按照环境影响评价的“政策法规支持一具体过程（操作与应用）一实施结果一实施效果一目标的实现程度”的评估方法分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有效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发挥的制约因素

根据上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评估框架，结合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在制度系统、执行过程和功能发挥方面还存在如下不足，制约了其有效性的充分发挥。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尚需完善

虽然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评法》）实施已有十多年，但是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制度机制仍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前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综合决策机制尚未建立，有章不循的情况屡见不鲜，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仍不能成为标准的规范，使得环境影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形式。其次，我国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中，还存在着相关导则指南不健全的现象，能源、资源开发类，旅游，跟踪评价等相关领域的专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导则尚未。例如，在跟踪评价方面，我国《环评法》中提出要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但由于缺乏相关的配套实施细则，使得该项要求形同虚设。最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管理机制尚不健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过程的经费使用、公众参与以及跟踪评价等难以有效展开。如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仅适用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对于公众的环境监督权、检举权以及司法救济权等权利没有相关的规定和细则。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体系有待建立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开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法，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和评估。我国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学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但是，当前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学研究尚未形成具有指导性的方法学体系，方法的应用主要针对单个环境要素的评价，缺乏对复杂的区域性以及宏观性环境问题解决的能力，且技术方法的选择具有主观性，不同方法的可比性欠缺；此外，针对环境保护的一些重点问题和全球的热点问题，比如复合型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累积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等问题，在理论研究和方法的应用方面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技术方法体系的不完善会直接影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质量，影响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效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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