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减灾问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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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减灾问题不少
2009-05-12 14:42:02　来源: 网易探索(广州)　


深度排查不足，各路人马蜂拥而上，科研课题重叠无序。




擂鼓镇安置房仍处于次生灾害频发地带本报记者 王莉萍/摄
去年汶川地震之后，国土资源部立即牵头组织了一次由800多名技术人员参与的应急排查工作。但这次应急排查还不能替代深度排查，在重建过程中，出现了多起将安置点选在泥石流口，以至于雨季泥石流发生后，将板房冲垮的事件。在擂鼓镇柳村附近，甚至可以看到泥石流直接冲击到救灾帐篷或者板房前的景象，如今，这些板房只能弃之不用。
“由于受时间紧、人员队伍知识水平的差异的限制，以及频繁的余震等因素影响，这次排查确实出现了误判、漏判等情况。”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滑坡专委会主任、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乔建平4月20日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
在山区，土地资源有限，交通与水源方便的地带很少，未来很多人还是要在相对有风险的地方居住。如何评估与选择前期安置点，如何通过调控和工程降低风险等问题，都是中国科研队伍面临的又一次考验。
灾区须作深度排查
大量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临时安置点及灾后重建的人员和财产安全。由于地质灾害隐患过多，为山里的村民找一个平地做安置点很难，北川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龚安虎认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户的生存状况最为困难，“这部分灾民的安置问题非常难解决，在山区里找块合适的安置地点很难。只能对某些地点进行综合评估后，再通过治理来解决一部分居民的安置问题”。
无论工程项目，还是城乡规划建设，此次震区重建对地质灾害评估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去年，国土资源部组织的大型应急排查，是利用高精度遥感解译、航遥调查的现场排查，初步完成了汶川地震灾区地质灾害的基本特征、发展趋势、潜在危害和危险性分析评估。但与灾区重建相伴随的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修复工作十分艰巨复杂，需要集全社会之力共同关注和支持。
除了此次应急排查外，按规定，其后的深入排查则由各地方自己组织技术人员进行，但乔建平认为，地方可调动的技术力量太小，且良莠不齐，因此，排查工作的准确度、判读能力都相对较弱。
例如，北川县城西部山梁上的一个通信发射站刚好建在活动断裂带上，因此遭受严重毁坏，导致通信长时间中断。科研人员认为，其实这样的发射站是很容易避开地质活动断裂带的。
“在灾区重建的过程中，要把地震影响区的地质条件特别是次生灾害情况调查清楚，它的危险性、稳定性评价要准确一些。”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天斌说。
在应急排查中承担过重要工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树仁同样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和水利厅支持下作的《汶川地震次生地质灾害与重建场址选择》的调查报告中提到：“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排查汛期可能发生大规模滑坡、泥石流及其堵江断流的潜在隐患点。”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开展汛前的深度排查。乔建平建议，“尤其是对重灾区和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区，如水库、厂房等区域，要作深度、可靠的排查，才能真正做到防灾、减灾。现在大多是在部署抢险，这仅仅是应急之举，如何建立山区地质灾害长效防治体系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蜂拥而上并不能解决问题
作为四川省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乔建平是四川省国土资源厅组织的“地震地质灾害应急工程防护”项目专家评审组成员之一。他每周都会参加几次项目评审工作，因此接触了很多应急工程项目。
“国家已经列出了几百个应急治理项目，都与人的生命和财产直接相关。全国各省的涉及地质灾害的科技队伍都参与其中。大家是一窝蜂地报工程项目。从这些案子中，我们已经发现有些工程设计的初期排查做得不清楚，而有的工程根本就没必要实施。专家组一般会把这些工程取消。因为，它的实施很可能带来问题。”乔建平说，“另外，有些是需要我们的科研人员去作研究的，而有的问题，我们则可以直接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来解决，没必要样样事情都做。”
1976年是我国地震最多的一年，云南、四川、唐山等地都发生了地震。当时，这些地震之后出现了很多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乔建平当年就考察过这些地方，发现很多地方的情况和今天北川的状况很类似。但是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国家没能特别重视次生灾害的研究。
乔建平说：“那时应是作次生灾害基础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指导之后的防灾减灾。今天就会好很多。比如，整个金沙江都处于强震区，还需要建设水电站，但对这样的工程项目，目前我们还缺乏理论基础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西南等地实际做的一些防灾减灾工程确实起到了实质性效果。吴树仁等研究人员考察发现，地震前期的滑坡治理工程取得了很好的减灾效果：北川县城治理滑坡，挽救了坡角两栋楼房内160多人的生命；紫坪铺水库大坝两岸高边坡防治工程保护了大坝安全，而库首区岸坡发生大面积滑坡；青川红石乡2006年实施的泥石流治理工程，保护了全村房屋和人员免遭地震危害。
乔建平说：“在我们审查项目时就发现，一个工程项目设计得合理与否，与科技人员的经验、知识和能力等有很大相关性。比如，实际上在有的地方搬迁比工程投资费用要小，这时就要和当地交换意见，如果没有平坝供搬迁，百姓生活资料少，就要考虑如何优化工程方案。目前的情况是，科技人员参差不齐，尚需要加强培训。尤其是一线的年轻人较多，经验不足，需要针对他们组织培训班。”
部门之间也须加强沟通
记者得到的一份专家委员会建议，也提出了中国科技界面临的问题，“自上世纪50年代始，中国建立了气象、农业和城建等有关不同灾事的单一部门，但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受了一次次重灾之后，我国则开始建立单灾类的减灾科技部门，运转多年来，已取得重大的减灾效果，但从不利的方面看，逐年加重了彼此的重叠，资源分散、各主一方的状况有所发展，很不利于协作”。
“现在国家对灾后重建工作很重视，各个部门都在投钱，但我认为，各部门的投资无序，都是各自组织一批人上项目，没能把国内具备研究基础、技术力量的人才综合起来作系统研究。于是形成了各部门经费没少投，但研究工作还是零打碎敲，处于一种混乱、重复性的状态。”乔建平说。
在中国，目前很多省份灾害管理仍然属于单灾种、分部门、分地区的单一减灾管理，缺少整体联动，在信息或减灾成果共享以及行动配合等方面存在低效的缺陷，很难取得综合防灾减灾效果。
吴树仁提供的一份资料与一位多年作航空遥感的科研人员对《科学时报》表达的内容相近，即“多种航天探测仪表各以灾种为名购进，各部门又有各自为主的探空系统的扩建计划或者项目，真不知会造成多大浪费”。
目前，水利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震局等在灾区都有研究项目。对此，乔建平指出：“很多科研立项也是重复的。由于申请渠道不同，出现了一些科研人员反复申请同一课题的现象。”
更糟糕的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顽疾——不同部门之间信息无法畅通共享，这个被专家诟病已久的现象在此次重建中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突破。对于这些问题，乔建平觉得很遗憾，因为这次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中国的地震、地质研究有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