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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措施。 如今，环保部的官员喜欢拿越变越大的公章证明中国环境保护在二十年内的变化。 最早环保局属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一个司局的时候，公章没有国徽图案，到了国家环保局之时，虽然公章没变大，但有了国徽，随后环保总局、环保部几次机构变化，“每次变大几毫米”，一位环保部官员笑着用手比划着公章大小。 公章是变大了，但环保部的实质权力并未随之变大。 今年6月，环保部决定暂停审批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这也是环保部升格为部之后的首次环评风暴。 在此之前的四年间，国家环保总局刮起数次环评风暴。第一次环评风暴期间，56家环保组织还联名声援寄予厚望的国家环保总局。 最终事实证明，大量的项目都已补票通过。“中国环境的观念启蒙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正式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潘岳曾如此总结环评风暴只打雷不下雨。 美国洛基山研究所主席AmoryBLovins在一次中美气候峰会中曾以赞许的语气说，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持续24年（直到2001年）中每年降低能耗强度超过5%的国家，并且也是惟一一个将能效纳入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 然而，进入2000年之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迅速重工业化，尤其中国如同一条饥饿的巨龙吞噬着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行业支撑着这条巨龙的蹒跚前进。 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在山西、陕西采访期间，煤尘扑面而来，火光冲天。在卫星图片上，晋陕蒙交界之处竟然被黑压压的云团笼罩。 如同二战之后美国等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进而引发环境运动高潮一样，中国的环境危机也在此时进入高发期。 多次考察长江水污染的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曾给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每分钟就有3吨污水排放长江，而每年排入的长江污水高达260亿吨。 章琦说，长江沿岸主要集中的行业有钢铁、造纸、化工等，这些企业正是瞅准了排污方便、用水方便、运输方便，而本来应该监管的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已经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为了遏制恶化的环境状况，这些掌握国际理念的环保局官员强力让火力发电厂加装脱硫设备，但是电厂却说要增加1/3甚至一半的投资，最终只好让电厂预留加装脱硫装置的位置。曾经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初始，环保总局意欲征收2元，最终妥协的结果是2毛。 “我们不仅要与污染做斗争，还要与生存做斗争。”环保部的一位官员扳着指头细数他们曾经被腰斩的环保措施。 该官员说，每次通过与环境相关的法律之时，都要耗时耗力，最后各种棱角都被磨没了，而到了条例通过之时，更是“刺刀见红”。 绿色成为行动 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 怒江事件一年之后，国家环保总局为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举行公众听证会。事后，一位环保总局的官员向记者感慨说，环评司就几个人，其他工作都放下了，才准备了一次圆明园听证会。 尽管如此，这却是中国至今惟一的国家级环保听证会。原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认为，圆明园听证会“第一次全过程、公开地把听证会展示给大家看，公众第一次真实地参与到了环境决策中”。 除此之外，解振华任期内的环保总局设置了环境使者、环境特使等诸多公众参与内容，虽然“每年就是聚在一起吃一顿饭”，但是却开启了“沟通之门”。 厦门PX事件中，学者、厦门市民通过特有的方式维护了生存的环境权益。之后，各地的环境维权事件层出不穷。 按照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理论，当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间时，环境状况就可能好转。中国似乎离此目标还很遥远。 不过，环保在中国目前已经从一个先锋话题逐渐演变成一个公众话题：在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开发商会打出山水环绕、绿树成荫的广告，在建材市场，精明的商家会不断推荐各种环保家具、建材。 不仅城市中产阶级越来越注意生存的环境，在政府的推动下，就连那些大山里的人们也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 9月的一个下午，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的刘约翰在其工作室为记者播放了他拍摄的黄土高原的纪录片。镜头落在1995年陕西延安附近的一座小县城。那时连绵不断、沟壑叠生的黄土高坡一眼望去，只有黄色一种颜色，绿色只是一种奢望。太阳暴晒下的黄土高坡上，一位皱纹满面的老农惆怅地抽着旱烟。 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是，当地政府号召大家退耕还林的时候，一位年纪大的村民发怒道：“种什么树？我现在的粮食都不够吃了，还不让我种地？都种树了，那到时候我的孙子吃什么？” 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此后6年间，刘约翰不断跟踪拍摄这个世界银行与中国政府合作的项目。为了保护生态，世界银行和政府帮助农户引进优良品种，推广圈养和饲料喂养，还给退耕还林的农民开工资。项目开始的第一年，“草地开始恢复，树木开始发芽”。15年之后的今天，当刘约翰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黄土高原已经成片绿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乡的感觉。土地的产出也提高了10倍，村民的收入大大提高。 绿色成为生意 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 如果评选2009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汇，恐怕没有人会对“气候变化”持有异议。一个上万公里之外的城市哥本哈根牵动着北京所有的论坛的神经。 中国学者、官员赶场式参加京城各种气候、低碳论坛，第二天他们的发言就会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之上。他们的表态成为外界窥探中国气候变化谈判态度的风向标。 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主办方发动参会人员在纸片上写下自己的祝福，然后粘贴在一张岩石裸露的图片上，最后呈现出一幅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麓照片。此举引来一阵阵掌声。 一位从事气候报道多年的媒体人士感慨说，四年前，当他们找这些学者的时候，他们摇摇头，甚至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话题。 最近十年，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政府报告的核心主题。政府也从早期的关注治水扩展到循环经济、生态文明；从早期的给予小额资金支持，到开始动用财税等杠杆手段；从早期的温和鼓励到设立强制目标。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现，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其中，环境保护、节能两项在2007年之后的频率提及更高。 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隐忧。“什么东西能带来变化，只有恐惧。”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说，“现在政府不仅是玩一个国际游戏，而且是为未来考虑。”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经济实验场。 和很多外资投资者一样，两年前，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也将自己的办公地址选择在了繁华的北京。他们说，新能源、新技术、能效、水污染、固体废物处理等正在成为外资青睐的内容。 就在四年前，原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陈家强第一次给国外投资者讲述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时，投资者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政府能给企业什么优惠、中国市场发展前景此类的宏大问题。这些问题曾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关注的重点。 四年之后，当陈家强再在各种风能、太阳能论坛上遇到这些投资者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早期关注“如何参与”转到了“发展遇到的瓶颈是什么，未来的走向”等更为细微的问题。“这就是这个行业两三年以来发生的惊人变化。”陈家强说。 这种变化的体验不只发生在陈家强一人身上。 过去的几年内，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程裕富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给投资者介绍中国的新能源项目。这位服务于国内一家低碳经济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目前，国外大的投资机构基本都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机构，基金进入中国的方式更是多样。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技术入股和市场入股都是外资进入中国新能源市场的重要的途径。 这些资金、技术以及政府的各项扶持政策正在启动中国这一庞大的绿色经济市场。如同上一轮的互联网引发的革命一样，新的创富故事正在中国上演。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43岁的王传福率领团队挑战世界难题。比亚迪的电动汽车项目冉冉升起，就连巴菲特都对它青睐有加。在偏僻的江西新余，被新余市委书记感慨比自己儿子还要小的“70后”的彭小峰成了中国大陆的新能源首富。一位名为陈志武的耶鲁大学教授还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说46岁的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比乾隆皇帝还要富裕。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也开始争做低碳城市。它们意图使自己的城市变得绿色起来。有些城市甚至开始试验放弃对官员的GDP考核。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各种力量已经不约而同向同一个方向——绿色的方向前进，它们将共同完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转型。（周嵘、本报记者徐楠、袁瑛对本文亦有贡献）
时间：2009-10-12 10:53 来源：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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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14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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